正常來說，大多數人看到「佛蘭索瓦・波娃」時大概會想到她與名人「西蒙・波娃」有關係，可能會說她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哲學家的母親——這是一個母親的名字，卻鮮少人會提起她也是一名人物，故此篇文章標題特意強調「人物」，但並非她生出了西蒙才值得被紀念，只是若不是她的女兒寫下那些文字，也不會有人在她離世六十年後提起。
西蒙波娃在《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最後提到在母親的告別式上神父說出了「佛蘭索瓦・波娃」時，強烈的感覺刺痛了她們姐妹的心——與母親生活了大半輩子卻對她的名字如此不熟悉。不只是波娃女士的母親，許多文學中皆有提到不為人知的女人，她們是某人的女兒、妻子或母親，幾乎無人提起她們的名字，甚至在許多文化中，當她們離世時，姓氏也是換上了丈夫的。
我從以前讀波娃的文字能感受到的一種同理並不是因為她是名女人而是她提出的那些想法剛好與我很契合——這麼說感覺我好傲慢——也剛好在自己患病時刻讀了《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那是西蒙．波娃用很平易近人的敘述方式記錄了母親離世前六週的生活，此時她不再是一名暢銷女作家、哲學家、女性主義者，而是佛蘭索瓦的女兒。
面對死亡或疾病，我們每個人都無法太過平靜。西蒙說，她母親無法在最後祈禱，或許有些人會感覺她不如自己說的虔誠，但西蒙認為正是因為「祈禱」對母親而言不只是形式化的動作，那是需要消耗她能量的事情，才無法太輕易地祈禱。
這幾天我看著自己病房上的門牌（雖然去除單名也只有姓氏）也想著：「最終我的名字也就只會出現在這種地方吧？」
但她終究生出了一位名人
我很厭惡住院時勢必要搞清楚的族譜，說是以遺傳學的角度但我認為護理師終究會以社會學的觀點來評價我。
在書的中間段，西蒙・波娃提到自己在青少女時期決定放棄信仰時，母親霸道的阻絕她與妹妹的單獨聯繫，她當時正在寄宿學校會寫信給妹妹，母親擔心她的信仰觀會影響到妹妹也或許是嫉妒（或羨慕）兩人的情誼。
佛蘭索瓦自己也有一個妹妹，她把大女兒西蒙投射在自己身上而小女兒海倫是她的妹妹（也就是西蒙的阿姨），佛蘭索瓦的父親更疼愛妹妹，這也導致她潛意識的排擠小女兒，她總誇獎西蒙有才華、天資聰穎——這也可能是西蒙的父親常像外人誇起大女兒有男孩的心智——對小女兒海倫的讚美就很少出現，但她們之間反而更緊密。
母女之間的情誼總是很難說清楚的。
海倫十八歲時決定成為一名畫家，也是佛蘭索瓦不顧丈夫的反對想辦支持女兒完成夢想。而在她住院期間，一次精神狀態不太好時與西蒙說：「我會怕妳，因為妳很聰明。」我想到母親在女兒面前不總是那麼的自在，有時也會害怕自己理解的不夠、學識不如其女⋯⋯也許女兒也不應該在母親面前表象的太過靈敏。
女兒更能理解母親？
我從小就深信，我肯定比我媽了解我更加瞭解她。畢竟我們「認識」時，她已經是長成一個固定的人了，我最初的價值觀與信仰也來自於她。反之，我很可能在媽媽教導我之後逐漸改變，我在她看不到、觸及不到的時候接受到其他的知識，也默默地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很多時候這也像是一種背叛。
西蒙寫完《女賓》（或《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後，受到保守人士的撻伐，家族中的人也不諒解，妹妹海倫則在母親身邊幫忙安撫，當時海倫跟她說，「母親總以為自己了解女兒，其實是相反⋯⋯」
西蒙說若她放棄信仰時母親試著多理解她而不要對每個人說「幫西蒙的靈魂祈禱」或許她們間的關係會更和諧，她也提到母親在知道她放棄信仰後哭了，後來她明白那是為了自己的教育失敗而難過。西蒙文字中的「理解」是我喜歡她的最主要原因，她不因為自己不再相信天主教而批評別人的信仰，她也沒強加自己的價值觀在別人之上，僅管她確實有個好頭腦。
最後，當西蒙整理母親的遺物時看到一篇筆記上手寫著：「若我在二十歲那年遇見一名高尚的前輩對我講述尼采、紀德與自由，那我便會與父親的家斷絕來往。」其實母親的內心是很痛苦的，她多麽想試圖了解並合理化女兒的想法，對於一個虔誠的人而言，想的是一家人的靈魂都要得救，才能在天家重聚。
想想佛蘭索瓦是一位出生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巴黎外省虔誠天主教女性，願意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女兒的信仰與不受婚姻束縛的感情已經是很進步的行為了，雖然她在大眾視野中是「西蒙的母親」，但我相信西蒙之所以有如此的自由思想，絕非只是其父親將她當成兒子的培養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