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希望死亡是安詳的，但死亡會安詳嗎？
三、四個月前一向樂觀開朗的外婆突然和阿姨說自己的生命最多只剩下兩年，她甚至說好自己的告別式不要辦在教會裡，「在殯儀館簡單的儀式就好」。外婆的年紀會想到死亡倒也不讓我們感到意外，但是一個對神有著強大信心的人主動提起死亡總讓我覺得害怕，我們母女三人很有默契的決定既然阿姨也退休了，就邀請外婆和阿姨一起搬進來，三代五個女人住在一起。
一方面是外婆剛好過了乳癌五年的治療期，現在開始只要三個月回去追蹤即可，她可以離開原來住的城市。聽說外婆總在白天一個人看著路上的行人或車輛，應該是很寂寞的，我們也不忍心她這麼活著。這幾天，我到她的房間看書，她總是害怕我離開視線，我們出去工作回家，她會用力抓著我的手說：「一整天沒看到妳，阿嬤好想妳！」以前的外婆和我一樣是個有距離感的人，她絕不會抓著我的手。
說起來她是個脾氣很好的老人也從來不會抱怨病痛，只是把照顧外婆的責任推給阿姨獨自面對也是很大的壓力，而且我們都很愛外婆，出於私心也希望能夠好好的陪伴她，不論這段時間還有多長。但我沒想到沒有兩三週，我自己也罹癌了，很害怕會增加阿姨和媽媽的壓力，本來她們可以不管我的。
剛好在這段期間閱讀了西蒙波娃的伴病筆記《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Une mort très douce），不免將年齡相仿的外婆與波娃母親做比較。都是虔誠的信徒、出生中產家庭而有相當的教養但也很固執，而因為她們的生病或衰老造成依賴性而讓人感覺到一點絕望，同時也因為這種轉變而讓她們更加有人性——波娃在書中說「動物性」。
原本應該矜持的母親，如今卻害怕起自己的死亡；在醫護人員面前絲毫不害羞的裸露身體，好像自己不再是一個女人，而病人也只是一種物品；有教養的她說著無聊的話，每天擔心的就是自己的餐點。
1963年，波娃在羅馬接到其母親在巴黎出意外的電話，高齡78歲波娃夫人在巴黎家中摔倒（將近六十年前的78歲應該是很高齡），花了半天的時間才爬行到電話前，撥打電話給自己的好友來幫忙。因而住院檢查，後來照了X光片才發現罹患癌症，這段紀錄就從伴病變成母親臨終的紀錄。
波娃先是以一名作家出道而後才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而我覺得在這本書中她的身分就是「為人女」。她提到自己母親因為生病在最後的日子裡放下了許多束縛，——宗教上的、社會上的——她過去被囚禁在身為女人、妻子、母親的軀體中，在住院期間漸漸接受了自己的需要；波娃也作為一個普通人，寫出了自己的擔憂、猜測，最真誠的回想起自己與母親過往的愛恨情仇。
另外也寫到她母親在四零年代成為寡婦後積極的展開新生活，丈夫生前是一位逆來順受的妻子，但丈夫死後急著甩開丈夫的陰影，56歲才重新學習在圖書館裡工作，甚至學習義大利語和德語。這段過程就算是發生在今天，好像也可以寫進「50+」的網站中，何況是八十年前的老婦人？
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對於波娃的母親和她之間的情誼也有許多好奇。身為小小的波娃迷，知道她兒時接受天主教學校的教育，其母親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卻在青少女時期決定放棄信仰，她也選擇了一個當時社會上無法接受的同居伴侶關係⋯⋯如此叛逆的女人和一個虔誠的媽媽要如何共處？
書中說她母親一直讓她過於聰穎而害怕她，但母親總是誇獎她的才華而忽略妹妹——她猜測這或許是妹妹比較像自己的阿姨，而外公對阿姨較為喜愛，因此母親習慣性的抹滅妹妹——母親也曾經在她失去信仰時禁止妹妹單獨與她見面，並且嫉妒兩人間的友誼，但在母親老年時，她與妹妹較為親近、與妹妹相處時更自在。
但在我閱讀她六零年代的採訪時也驚覺發現，即便是被大家視為女性主義，走在時代尖端的哲學家波娃在談論事情時也兩三句不離「沙特說」，彷彿以此為依據，當時我想到即使是沒有婚姻的約束，女人對男人的愛慕也是一種永恆的定律（我稱為詛咒），她提到母親對於父親的愛也是以同樣的角度陳述。
但讀了她在面對母親最後一程的想法也確實還是很符合現代的思想，「為什麼要插管讓母親受罪？」這又讓我再度相信她是那位我們認為的哲學家。然而，她對於母親的愛護與擔憂又如此純粹的就是一個女兒的想法，讀了《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後，我想到我們女人生來就是女兒但不一定是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