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的《鼠疫》中一開始寫到「無論如何我們市民同胞都料想不到那年春天會發生事故」在事件發生開始，沒人能預期事件會演變為多嚴重，可是隱約知道要有事情發生了。第一個死亡的門房先生在知道大樓有老鼠屍體時，氣憤地以為是有人惡作劇將死老鼠放在樓前。
而人們的心情在門房死後更清楚了，逐漸明白這可能是嚴重的事件也將會成為歷史。
我一直屬於過度謹慎的人，對於空氣中看不到的細菌或病毒總是害怕，以前都被同儕認為是「潔癖鬼」。例如，我從來沒和任何人共吃一盤菜或共喝一杯飲料；在讀大學之前，我從來沒吃過台灣夜市的美食；在去歐洲之前，不敢坐台北公共汽車的椅子，更不把扶把手。
我從來不戴口罩但出門都會隨身攜帶酒精棉片，每天晚上也會用酒精擦拭手機、平板、手提電腦。大概是有點神經質，總覺得那些看不到的東西可能會危害我的健康⋯⋯而現在，所有以前被視為「怪異」的行為都變得正常。
這些日子也有不少住在歐洲的朋友詢問我：what are you doing during the quarantine?
他們以為quarantine是全球運動，全世界的人都應該待在家。我也會好奇詢問他們在家工作要怎麼和團隊合作，像上個月一些工作通訊用的app就衝高了下載量，其中也有些朋友正在放無薪假，知道那些擁有公司的朋友在計劃裁員⋯⋯
還有些從來不看亞洲新聞的歐洲朋友跟我說他們看到了台灣的防疫故事，也知道台灣政府捐贈的口罩。
這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全世界的人都在討論一件事，但通常會有這樣的共通回憶都是不好的。如同祖父母那代，不論哪個國籍都能說出自己在二戰時的記憶，他們也記得物資缺乏、扮演救星的美國政府。 我們和《鼠疫》敘述的不同是我們在記錄的當下已知道會發生的是一個悲劇。
今天是台灣清明連假的最後一天，這幾天的新聞都在討論國內哪些知名景點擠滿了人潮。本來以為在這緊要關頭，高速公路的「高乘載」規定會取消、政府也不應該宣導多搭大眾運輸工具（我週三在台北市政府附近的LED上還看到「清明連假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文宣）、竟然還有屏東縣長宣傳觀光的影片⋯⋯ 一直覺得，台灣的防疫做得好並不是全民努力的結果而是政府的高效率跟執行力。但在台灣好像有個壞習慣，當我們有件事情做得好或是有某個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的台灣人，透過媒體的渲染，全民廣泛討論把這個事件或人物當成「台灣之光」，說的時候又好像每個人都有功勞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