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上播著歐蘭德的演講，我隨口問了一句：「你會去投票嗎？」他說自己從沒有投票過。在台灣的青年沒投過票也不敢說出來吧？他沒注意到我吃驚的表情，口氣平淡的說：「不論左派或右派當選，對我們而言都沒差，我幹嘛投票！」
這句話激怒我了，明明不干我的事卻多嘴的問：「你（們）不愛去投票卻這麼喜歡反抗，不覺得很奇怪嗎？」當然，我也不期待得到一個合理的說法，畢竟對方可是經過哲學教育洗禮，捱過四小時的高中會考哲學考科的法國人啊！
自認辯不過任何一個順利取得高中文憑的法國人，也懶得多在這議題上討論（就是沒什麼知識），下則新聞跳到聖日耳曼球隊前一晚的比賽摘要。若是爭執，或許他會說反抗的意義及好處⋯⋯也可能提到政府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中的關係，對他而言那套發展的許久的政治體制對於個別人民是沒有意義的，老實說我大概有類似的消極想法，只是礙於自己的專業而不敢名正言順的說「投票沒用」。
也許不敢表達自己真實想法也是一種懦弱？
後來從巴爾扎克的小說中得到答案，小時候只當作故事讀，看不懂其中資本主義的跋扈、工薪階級的無奈，還是貴族的落魄。那對我而言只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好人和壞人、有錢人和窮人——但對小孩而言，似乎有錢人永遠是壞人？也很明顯看得出來窮人受到有錢人的欺壓，在《基督山恩仇記》亦是如此。
已有人在19世紀的三十年代就道出了「一切價值能由金錢衡量」、議員的位子能以買賣取得、報紙販賣文章就能改變一個人的評價，這一百年來他們的文學又多以議論方式作為主軸，習慣面對現實的殘酷又如何相信有什麼改革是有意義的？
說到這個，不得不提到在法國發展寫作事業的昆德拉曾批評過法國文學過於著重於「哲學」而缺乏故事性。我們也可以用巴爾扎克立下的標準來說明此現象的養成——他顯然不願意讓自己的作品只成為以情節取勝，供人消遣的故事，他要真實描繪自己所處的時代，我在另一篇文章說過「法蘭西學院的院士說這人不應該搞文學」，那也大概是他評論寫的太好了，後來也證實他不只會寫評論。
《王妃的秘密》中獲取成功的作家大丹士可說是巴爾扎克本人的化身，書中提到「大丹士認為不精通形而上學，一個人不可能出類拔萃。（以下省略）他要像莫里哀一樣，先成為深刻的哲學家，再寫喜劇，思想和事實，書本上的世界和活生生的世界，他都研究。」
說到底，我們很難說一個毫無學識或不願意讀書學習的人，能夠單單的從生活中得到什麼。反之亦然。
巴爾扎克本人正是在所有知識領域都有研究的人，他研讀過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廣泛的學識素養和修養，對於抽象的理論與形而上學也有濃厚的興趣。還有一點，他的興趣培養並不是來於貴族的背景，而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正如同他的小說敘述的一樣，可是在故事中更比現實的殘酷是沒有一個人能因為讀書而致富或成功，往往是透過遊走於貴族和資產階級中的牆頭草、偽善者。
還有，在這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巴爾扎克自己也在報社寫評論，難道也做著那些「文字買賣」的勾當？不論如何，他敢揭露自己生活中的醜陋已是一種勇氣，只要二十、三十法郎就能改變一個人的評價，文學也是一個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商品，讀者們在報紙上也看不到「真心」的政治評論，報社記者們只要有高價就能改變立場——我在報社工作時也有台北市長參選人透過幕僚詢問置入文章價錢，我們報社沒接此業務，但很顯然對方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才敢開口。
在兩世紀以前，社會中的本質已如此敗壞，讀者們在文學作品中讀到了黑暗的現實，並從中思考自己所處的社會是否更加進步，或者這些早已成為陋習？我也明白讀書人可能不願意投票的心態了。
昆德拉覺得法國文學中的哲學色彩過於強烈，而法國的文學評論家說：「不發表哲學議題的作家，不過只是藝術工匠而已。」而關鍵不是個別的發表哲學議題，但在文學創作中已能看出作家的思想和見解，我就當作他們對於政治的冷漠是由文學中而來的。
另外，揭露一個「誤會」，雖然法國中學生要讀哲學但很多人並沒有真的完整的讀完一個哲學作品，可能就是看選讀之類的。所以真的要辯論，我也不一定會輸他。
